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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崇山深处汽车城

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年10月,来自全国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大悟、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2.5万多民工,汇集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拉开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针。所谓“包建”,是指二汽的20多个专业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30多家工厂负责,从设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培训、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558家技术、设备先进的机械厂,为二汽制造了2万多台设备,组成了500多条生产作业线和117条自动生产线。

“包建”和“聚宝”的方针,使二汽建成后就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1975年,二汽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型——2.5吨越野车的生产能力。1978年7月,形成了“东风”5吨载重汽车的生产能力。第三个基本车型——3.5吨越野车在试验的基础上于1980年经国家鉴定定型。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形成了华中地区一个新的机械工业中心,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明珠,对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布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外参观者来到鄂西北的十堰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叹:共产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这片荒山野岭,建成了这样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汽车城!

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占据。

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了长期斗争,并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

1971年9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会前,美国同日本等国提出了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一是“重要问题”提案(也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任何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二是“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美日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从10月18日开始,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一周的激烈辩论。10月25日,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首先否决了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此后,大会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合提案进行表决,这个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呕心沥血为人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为尽量减轻它所造成的损失,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极左思潮有所抑制,周恩来总理一直殚精竭虑、不懈努力。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出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他顶着江青等人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在农村工作中,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科学教育工作中,他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此外,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

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虽然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实际上仍在以含蓄、迂回的方式继续着。

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此时他已74岁高龄,担负着连健康人都难于承受的极其繁重的工作。而且,他在各个领域的纠“左”努力,都受到江青等人的种种阻挠和刁难。他时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重托,只有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万里长江第一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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